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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自行車二廠黨委書記兼廠長陳世傑以他特有的職業敏感發現，我們竟然連一家上規模的摩托車生產廠家都沒有，摩托車生產的專門技術更是無從談起。國家需求的摩托車大都從蘇聯、捷克等國家進口，價格昂貴，配件供應也供應不上，進口的摩托車使用沒多長時間就成了一堆廢鐵。陳世傑看在眼裡，痛在心裡，私下琢磨：摩托車與自行車相仿，作為生產自行車的工廠，應該有能力生產摩托車。 強烈的使命感和責任感促使陳世傑決心試製摩托車。他把準備試製摩托車的想法向上級領導作了彙報，得到了領導的支持，回到廠裡做動員，職工也熱烈響應。陳世傑隨即組織成立了試製工作組，開始了前期的技術準備工作。試製工作組瞭解到上海消防器材廠試製過捷克1952年產的“佳娃250”型摩托車，就向他們借來圖紙和部分鑄件毛坯，又從上海摩托車俱樂部借了一輛捷克“佳娃”250作樣車，開始了試製工作。 和那個年代一樣，試製也採取搞群眾運動的辦法，將摩托車零件實樣及圖紙分配給技術相關的車間實行包乾。全廠上下接到任務後，心往一處想，勁往一處使，奮戰一個月，裝配了5輛樣車。 樣車試製成功後，試製工作組又從北京摩托車廠獲得了1955年“佳娃”250型的全套圖紙，與1952年的車型相比較，1955年型的“佳娃”除發動機變動較少外，車架結構、車輪規格、轉向機構以及前後減震器、輪轂都完全不同，而且正式樣車試製必須考慮投產。為此，工廠進行了嚴密的論證，試製工作組集中技術人員，對產品圖紙進行了認真的消化。經過半年辛勤工作，5輛嶄新的250型樣車於是1960年3月誕生了。 這一年，“浮誇風”的後果開始顯現出來，糧食嚴重短缺，城市雖然有國家計畫供應，但普通市民還是食不果腹，面帶菜色，走路打晃。上海自行車二廠的全體員工望著那5輛暗紅色的樣車，出於對幸福生活的嚮往，他們就用“幸福”這樣一個樸素而又實在的字眼給車命了名。 1960年8月，在極其困難的情況下，上海自行車二廠成立了由副廠長李植農及技術科長唐翰章、張順根等組成的鑒定委員會，邀請主管部門、行業組織和上海機械學院、交通大學等單位參加。經過各項性能試驗，鑒定委員會認為，幸福250基本符合設計要求，可作為交通、國防、體育訓練使用，應儘快投入生產。 幸福250雖然試製成功了，但組織批量生產困難很大。一輛摩托車有1000多個零件，除了電瓶、輪胎、緊固件、密封件等外購，其餘均要自己生產，連薄板鋼材也要自己軋製，是標準的“小而全”生產方式，困難之大，可以想像。鑒於此，上海自行車二廠領導按照“調整、鞏固、充實、提高”的方針，根據原有設備、廠房及人員條件，因陋就簡，自力更生，艱苦奮鬥，扎扎實實搞了三年整頓。通過整頓，逐漸建立了摩托車的批量生產程式，產品品質也顯著提高。1960年底，有21輛新車在上海市內行駛試驗，能安全回廠的只有6輛；到了1962年10月，有10輛幸福250從河北邢臺到北京，經600公里四級以下惡劣道路的行駛試驗，全部安全無故障到達。 品質過關了，但銷售管道尚未暢通，主要還是自產自銷。偌大的摩托車，沒有銷路，無疑是宣判了它的死刑。情急之下，上海自行車二廠的領導想到質檢科有個叫楊臨川的復員軍人，就請他把幸福250介紹給解放軍總後勤部。經鑒定合格，被指定為軍事用車。為了保障部隊供應，總後勤部還專門派了駐廠代表，每年由總後下達計畫，供應部隊需要。 當產品的銷售有了軍方的保障以後，幸福250又面臨生產能力太低的問題，1962年全年只生產了600多輛，遠不能滿足需要。當時，上海自行車二廠用於摩托車生產的廠房只有一萬多平方米，設備簡陋，除了生產摩托車，還生產自行車零件，場地狹小。摩托車生產出來了沒倉庫儲放，只好堆在走廊裡，堆得廠裡的樓道全部堵塞；裝配好的車輛均需在馬路上調試，但市區道路狹窄，車輛擁擠，無法試車，擴大生產大受限制。廠領導和上海市委有關部門意識到這個問題，在市計委的支持和統一規劃下，上海自行車二廠和寶山農機修配廠合作，充分利用兩廠的技術工人和設備、廠房，組成摩托車生產基地，並於1964年4月1日，和寶山五金配件廠一道合併改組，成立了上海摩托車製造廠。上海摩托車製造廠成立後，廠領導團結全廠職工，利用原有簡陋廠房、設備、發動職工進行技術改造，大搞技術革新，挖掘生產潛力並投資增添關鍵設備擴大生產能力，摩托車產量出現了逐年增長的可喜形勢。到後來，私人購車的限制放開了，幸福250開始逐漸地走向老百姓，大江南北，到處都有幸福250的身影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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